1950年3月，国军中将吴石被捕，6月，以“叛国罪”被枪毙。他死后一周，16岁的吴学成带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流落台北街头，无人敢收留。
年轻的时候，吴石走的是别人眼里“体面”的路。
日本军校待过，队列、战术练得一丝不苟，回国做教官，喊一嗓子，队伍立刻站齐。教室安静下来，他把书摊开，毛主席的著作压在桌角，珞珈山听来的那些课，在脑子里一遍一遍过。仗打多了，眼睛自然不只盯着军功和官阶，他越看越觉得，这个国家再照旧路走下去，八成要撞墙。
1948年春天，他在悄无声息中入党，没有照相机，也没有掌声，只有一句话压在心里：往后站哪一边。那时候的选择，不是调个岗位那么简单，而是决定一大家子往哪边去。他可以像不少军官那样，跟着部队走到哪算哪，也可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，他就是不肯装糊涂。认下这条路，就等于在自己身上写下一张迟早要兑现的欠条。
淮海战役打响，前线的炮火一阵接一阵，背后的情报战一点不轻松。吴石留在国民党阵营，盯着最要紧的消息往外送。蒋介石签了命令，要把五百箱重要资料抢运到台湾锁进仓库，车队一路护送，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，看上去万无一失。半路上方向一偏，这些箱子最后没有进国民党的库房，而是悄悄出现在了解放军案头。渡江战役前后，类似的情报一件接一件送出去，部队行动不再完全摸黑，镇压反革命的部署也能提前铺开，国民党那边只觉得，总有人抢先一步抽走底牌。
战局翻到另一面，他又被安排去台湾，换了片天空，身份还是原来的那一个。台北街头灯火通明，他却只敢在暗处摸着路，把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《海防前线阵地图》这些要害资料，一份份送往大陆。毛主席看过以后，给出四个字：“密使一号”。在这一边，这是极高的评价；在另一边，这四个字等于在生死簿上画了一个圈。
1950年，这个圈落在头上。风声收紧，人被关进看守所，审讯、口供一轮接一轮，他心里明白，走不出去了。那段日子里，他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，没有慷慨陈词，尽是愧疚，名字一个一个写过去，反复提到那几个孩子，尤其是最小的儿子，还没念书。纸面被泪水打湿，一个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中将，提到家人时，同样撑不住心里那股酸。
枪决那天，台北照常有人赶车、买菜，远处的枪声在楼缝里回响几下，又被街上的嘈杂淹掉。刑场里，吴石和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站成一排，谁都没多话，该想的早就想完了。枪响之后，尘土落地，公告贴出去：数名叛徒伏法。几行小字就算交代完，对外界是结案，对家人是长夜刚刚开始。
他死后一周，家门上锁，妻子被带走，曾经来往勤快的亲戚、客人，一个个不见踪影。十六岁的吴学成牵着七岁的吴健成，提着一点简单行李，在台北街头打转找房子。以前热闹的家，一夜之间成了烫手山芋，谁都怕沾上“叛国”的边。街坊远远看见姐弟俩，目光一闪，脚步就绕开，嘴上也装作不认识。
学习只能停下。成绩再好，成绩单换不来米和油盐。吴学成退学，在家替人做针线活，手指被针尖扎破，贴块布又接着干，只求桌上多一碗饭。年纪不大就匆匆出嫁，说是婚事，更像给自己和弟弟找一处能挡雨的屋檐。弟弟在她照看下读完书，后来留学，去了国外，表面上走出了一条“体面”的路，心里那道坎始终横着，总觉得，是父亲当年的那一步，让这个家散了。
海峡那边，留在大陆的子女，档案上顶着“国民党旧军官子女”的帽子，被分到不同地方，一个去了河南，一个去了大兴安岭。那几年风雪一场接一场，他们对父亲的了解，只剩下档案袋里几行干巴巴的字。身边的人说得少，问多了也没人愿意细讲，只能把好奇压下去，照着组织安排过日子。
1972年，总理办公室发话，相关部门开始给这类人正名。那顶压在头上的帽子总算摘掉，换成“烈士子女”四个字。文件上的几行字，在外人眼里是政策调整，在他们心里，是迟来二十二年的一句公道。称呼换了，过去那些冷眼和猜疑不会立刻消失，只能算胸口那块石头略微挪开了一点。
1981年，分散多年的几条命运线被拉到一块。大陆的哥哥姐姐去美国开会，顺路探望在国外的弟弟妹妹和母亲。吴学成从台北飞到洛杉矶，一家人在机场碰头，抱在一起，哭得说不出话。等情绪慢慢平下来，她憋了多年的那句老实话还是说出来：“哥你在大陆还有组织，我在这边什么都没有。”吴韶成听完，只能跪在母亲面前，这么多年的委屈、愧疚，一股脑全涌上来。
1992年，吴学成把父亲的遗骨从海外带回，安葬在故土。
1993年，母亲在美国去世，骨灰也被送回，与丈夫合葬。墓碑并排立着，土颜色还新，几个子女站在前面，谁都没多说话，风从山坡吹下来，把衣角吹得一阵一阵地抖。
等到西山广场向公众开放，讲解员提到吴石，提到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提到那五百箱资料和那些防御图，听的人会点头，说隐蔽战线不容易。
吴石当年走的那一步，不是给自己换一尊雕像，他知道牺牲意味着什么，也知道家人要替这份选择扛多久。说“英雄不应被遗忘”，不只要记住枪口前那几秒钟的身影，也该记住枪声之后，那些咬着牙把日子过完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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