狂放怪才,从考科举到革命先锋

吴稚晖
吴稚晖,中国近代史一个著名的“怪老头”。
他22岁考中秀才,26岁用篆书答卷“骗”中举人。他调侃说是考官看不懂篆字,却被工整笔法打动,让他上了榜。
1894年,甲午战争惨败,举国震惊。知识分子纷纷呼吁变法,康有为、梁启超成为风云人物。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,两人谈起中国弊病,一致认为“八股、鸦片、小脚”是三大害。热血上头,他们约定: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。
结果呢?康有为不但考了,还中了进士。吴稚晖气得跳脚。这次上当受骗,成了吴稚晖人生的转折点。从此他从康党转向革命道路。
1901年,年近四十的吴稚晖自费赴日留学。
日俄战争期间,留学生在东京开会,吴稚晖上台痛骂西太后慈禧。骂到激动处,肚子一鼓,裤子竟然掉了下来。全场愕然。他却面不改色,提上裤子继续大骂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
后来,他为自费生争取入学资格,大闹清廷驻日使馆。日本警察将他驱逐出境。悲愤之下,他竟跳河明志,幸得及时相救。这一波“玩命操作”,让他在留学生圈一战封神。蔡元培亲自护送他回国,两人成了革命路上的“最佳搭子”。
毁誉交织:从血债污点到坚持抗战
回国后,吴稚晖加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,为《苏报》撰写大量激进文章,字字如刀,鼓舞无数革命青年。

烈士邹容
然而《苏报》案发,章太炎、邹容被捕入狱,他却选择远赴英国。
有人说他怯懦,有人说他精明。他说活着才有以后。
在伦敦他结识孙中山,直言“孙先生气场绝了,老天爷追着喂饭”,1905年加入同盟会。后与蔡元培、李石曾在巴黎办《新世纪》,鼓吹无政府主义:每天工作2小时,教育经费80%投科技,20%传承无政府理念,统一语言、自治诚信,拒绝强权和职场PUA。
活脱脱一个百年前的“躺平乌托邦”。
慈禧去世,吴稚晖写了一篇文章,极尽讽刺之能事。甚至写到李莲英伸手去摸慈禧的“干软乳头”,全然不顾读者是否会不适。
北伐胜利后,国民党当家作主。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,年逾七十,却依然“为老不尊”。他极其健谈,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,庄谐杂出,特别喜欢在脐下三寸徘徊。越是有女士在场,越是卵蛋、精虫地说个不停。这种“油腻老头”的做派,让人哭笑不得,却也让他得到了“民国怪人”的称号。
别以为他只骂党外人士。对党内同志,他同样毫不留情。被他骂的人能列一长串,包括蒋介石。
有一次,他大白天提着灯笼参加蒋介石主持的会议,学着老蒋的口吻说:“娘希匹,这里太黑暗,太黑暗了。”蒋介石也只能一笑了之。
他曾抡起拐杖追打戴笠,把特务头子打得飞跑,气喘吁吁地骂:“可惜,撵不上这个狗杂种。”

吴稚晖自谓无政府主义者,却又力挺蒋介石。自诩孙中山信徒,却不奉行“联俄联共”的既定方针。他是蒋介石“四一二政变”的积极推进者。仅此一事,便同共产党结下了血海深仇。
那时左派骂他“清党急先锋”,右派嫌他“搅屎棍”。唯独蒋介石对他宠信有加,尊为恩师。
乱世出怪人,怪人照乱世。在风云变幻的民国,吴稚晖用自己的方式活了下来,还活得很好。
这本身,就是一种本事。
1927年3月6日晚,他与陈独秀等闲谈,问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多少年,陈独秀毫不迟疑地答:“20年”。吴故作骇状:“总理说国民革命需30年,你们太急,未免取国民党生命太快!”
这段对话,后来被吴稚晖借题发挥,作为弹劾共产党的口实,成为清党反共的借口。

陈延年
更令人不齿的,是他对陈延年的态度。
吴稚晖和陈独秀曾一起搞新文化运动,还介绍陈独秀长子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。陈延年早年认同无政府主义,后来转向共产主义,吴稚晖因此恨得牙痒痒。
1927年6月,陈延年在上海秘密开会时被捕,叛徒韩步先供出了他的真实身份。
吴稚晖得知后,这位昔日的“伯乐”不仅没念旧情,反而立刻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信,把陈延年骂得狗血淋头:“这小子恃智肆恶,比他爹陈独秀坏百倍。”

这封信,等于亲手给陈延年的身份“盖章认证”。29岁的陈延年最终在龙华刑场被砍死。周恩来因此怒斥吴稚晖为“出卖延年的罪魁”,留下永远洗不掉的污点。
当然,抗战的吴稚晖,也是用心的。
他与李石曾、蔡元培、张静江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,亦称“民国四皓”。
抗战八年,吴稚晖彻底化身“官方认证骂街艺术家”,一口气写了127篇抗日文章,从国际局势分析到慰问前线将士,无所不包。
汪精卫叛国投敌,吴稚晖写下八个字“卿本佳人,奈何做贼。”他还火力全开,骂道“卖国贼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毒物”,把能想到的污浊词汇全用上,文章辛辣刻薄却传播度极高,把汪精卫气得三天吃不下饭。
老百姓看得解气,官方也乐见其成。
林森逝世后,蒋介石请吴稚晖出任民国政府主席,他拒绝了。他一生不当官,自言:“官是一定不必做的,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。”
这种“不当官却有权”的状态,恰恰是最聪明的。身在权力中心,却不担责任;可以指手画脚,却不必收拾烂摊子。
历史勃论:反共一生却育革命火种
吴稚晖一生中所做之事,有一件于共产党来说是大有益处的:他与李石曾、蔡元培等人一起成立“中法大学”,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。

前后去法国的共计1700多人,在当时影响极大。这批人中,走出了周恩来、蔡和森、赵世炎、陈延年、王若飞、邓小平、陈毅、李富春、聂荣臻、向警予、蔡畅等一大批共产党的先进分子。
他们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政权,建立了新中国。
吴稚晖亲手培养了国民党的掘墓人,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历史总是充满悖论。那个清党反共的急先锋,那个出卖陈延年的“罪魁”,却在无意中为革命播下了种子。
1949年后,吴稚晖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,而戴季陶、陈布雷等却选择了自杀。
1953年,89岁的吴稚晖病逝台北。葬礼上,蒋介石亲读祭文,其中有句:“先生之怪,怪在真;先生之谬,谬在直。”
吴稚晖的一生毁誉参半,胡适称其为“玩世不恭的老天真”,而李敖则讥讽为“文化僵尸”。
他当过空想家、教育家、舆论打手,既做过“躺平乌托邦”的美梦,也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。他的通透与偏执、理想与卑劣,交织成民国史上一道复杂的剪影。
照见时代的荒唐,也照见了人性的深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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